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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治文:“4.25”是这样安排下去的
2020-04-24 16:17:12    来源:凯风网

   王治文的气色相当好,面放红光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在狱中呆了7年的人,而且已经52岁。
 

  谈起入狱前自己为法轮功、李洪志所做的事情,王治文不断强调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,为法轮功痴迷者的言行感到惋惜,对“4.25”给国家和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内疚。“我们确实得反思啊!”2006年9月,王治文在狱中说。
 

  王治文至今也不太明白,李洪志当初为什么选他负责同各地联络,组织办班。
 

  那是1993年8月。“他(李洪志)跟我说了说。我感觉比较简单,就是办班。让我做我就做呗。至于什么原因我不太清楚。”王治文说,“因为我练功比较认真,可能是他对我这方面比较了解。”
 

  王治文是和李洪志接触较早的人之一。“90年李洪志还在练,但是他没有往外传。个别的才往外传。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下。”王治文说他很感兴趣,找机会接触过法轮功后,经人引见,和李洪志见了面。
 

  王治文是很注重身体健康、很爱好气功并较早练习的那一类人。
 

  为李洪志联络办班是义务的。“因为当时我的地址在杂志上登过,这样,一些气功组织想和我联系就通过信函。”王治文说,他跟想办法轮功学习班的地方就具体事宜商量好后,转告李洪志,李洪志再专门带几个人过去讲课。办班收取的费用一般是4、6分成,外地拿4成,李洪志拿6成。这个钱王治文不沾边,是有专人管着的。而且,他为此产生的信函和电话费也是自己掏的。
 

  因为办班,王治文和各地法轮功组织建立了联系。王治文也正是利用这一条件,向地方法轮功组织传达了“4.25”行动方案。
 

  “4.25”围攻中南海的直接原因,是法轮功练习者在天津师范大学未达目的。1999年4月,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上,刊登了何作庥院士的文章《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法轮功》。对于法轮功的负面报道,练习者们不能接受。他们纷纷前往天津师范大学交涉。“但是交涉最后(学员)不太满意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,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谈一谈把事情解决。看来事情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。”王治文说,“大概4月20号,这件事那去的人也就比较多了。”法轮功练习者没有达到目的不罢休,而天津师范大学又不退让。这时的王治文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 

  王治文在谈这些事的时候,双手有时会在一起搓一下,但语速一直很平稳。
 

  “大概在4月22号吧,李洪志就(从国外)回来了”王治文说,“我跟纪烈武就(天津)这件事也谈过,4月22号,我们就这个事再商量商量,他(纪烈武)也没多说,就去了李洪志家,这才知道李洪志回来了。”
 

  当天早上9点多钟,王治文与纪烈武来到李洪志北京的家。“去了以后,一看这件事情也比较重要,我把前因后果,我所了解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下。反正李洪志对这件事情的发展也比较关心吧。”王治文说,“当时我还着急上班,把这个反映完后我就回去了。”王治文离开时是早上10点半左右。
 

  “当时这件事没有定啊,没有定。”王治文说,“但是情况呢我想李洪志已经了解了,我也认为这件事我反映上去了,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。因为这个我也定不下来呀!”
 

  “到4月22号晚上,(天津那边)事态就比较激烈了。那边就确实驱散一些人吧。”王治文说,“这个事一发展的话,当时有那么一个说法:北京这边那大概就是定下来了吧,采取一种方式,去中南海反映一下。”
 

  “4月24日早上,北京有个辅导员会议,李昌、我、纪烈武后来也去了。会上完事以后做了一些安排,当然李昌的话他做总体安排。我把所了解的情况跟他们说了说。之后李昌安排了像这么一个行动吧。”王治文说,“然后各区县的辅导站那儿,就把这些事情安排下去了。”
 

  王治文负责和各地的辅导站联系。“联系的话主要就是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吧。廊坊、石家庄,有的地方也打电话了。像唐山也打电话了。讲的话就是把简单情况说一说,北京这些到中南海,把事情反映反映。如果你们那儿能安排的话也可以去,这个地点是中南海,时间是4月25号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吧。”王治文说,“其他事情是李昌他们具体安排吧。”
 

  “4月25日这天,按照事先的说法,我们到姚洁(法轮功组织又一骨干)家,她又安排了一个地方。李昌的话,当时和那现场,有联系吧。纪烈武和李洪志那边又通话联系。”王治文说,“李洪志是什么时候走的那里我并不知道,以后听说是4月24号走的。大概是啊,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走的。因为我以后就汇报一次情况,就和他没有再见面。”
 

  王治文一直在“4.25”现场。“当时中南海也出来了一些政府官员啊了解情况。什么情况,这些学员他们都很清楚嘛,就希望了解情况比较多的人能和他们谈一谈。”王治文说,“后来呢,大概就是几个人吧,5个人,作为一个代表吧就去了,我也参加了。”
 

  “当时和一些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想法谈完之后,他们也提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:一个是像这种人员这么多到这个地方聚集以后是不可以的,希望我们协助把人员疏散一下。我们几个把这件事情呢简单地讨论讨论。最后我们决定按他的要求,大概是晚上11点半左右,人员全部撤走。”王治文说,“这就是我们当天的情况。”
 

  “(4月22号)当我讲完(天津)这些情况后,也想听听(李洪志)他的一些事情,他的一个决定吧。”王治文说,“当然(‘4.25’)这件事情最后也是由(李洪志)他来决定的,别人谁也定不了这个事情!”
 

  5月1日前后,王治文所在单位以值班、出差等形式,有意让他离开过北京。所以,李洪志对“4.25”的反应王治文并不十分清楚。“但是我反正也大概知道一些,听说李洪志对这种方式不大满意,好像是说没有见到政府领导人啊,也没有一个结果,只是反映一下情况。”王治文说,“按他的意思,反正是听他们说啊,希望是能见到总理啊!”
 

  1999年,王治文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、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、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,剥夺政治权利4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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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 张高远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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